▲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波蘭女作家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奧地利作家彼得·漢德克。

　　10月10日，瑞典文學院正式宣布，將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波蘭女作家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，將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奧地利作家彼得·漢德克。

　　這是70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次“雙黃蛋”，也因此備受關(guān)注。去年的信任危機使得諾貝爾文學獎自1949年來首次推遲頒發(fā)，加之2016年的鮑勃·迪倫頗具爭議，也引發(fā)“諾貝爾文學獎應(yīng)真正回歸文學”的呼聲。

　　曾在專訪中表示“把諾獎頒給鮑勃·迪倫是個巨大錯誤”的彼得·漢德克獲獎，或許算是一種修正。不過更讓人驚喜的，是這個“雙黃蛋”與時代的擁抱。

　　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這位1962年出生的波蘭女作家，在2018年5月和2019年4月連續(xù)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，已然邁入巨匠之林。

　　波蘭是當之無愧的文學大國，顯克微支、萊蒙特和辛波斯卡分別于1905年、1924年和199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1980年獲獎的米沃什則是美籍波蘭詩人。米沃什、辛波斯卡又與扎加耶夫斯基等人，合力撐起世界當代詩壇的半壁江山。

　　大學時攻讀心理學，又曾任心理醫(yī)生多年的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，與同樣創(chuàng)作小說的波蘭諾貝爾獎前輩顯克微支和萊蒙特不同，在文學之路上拒絕了現(xiàn)實主義，選擇了神秘主義，慣常以碎片化的小故事，探討個體夢境或集體潛意識，并將之組成一部完整小說。

　　但若以為“神秘主義”就代表虛幻迷離，那就誤讀了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。這位60后作家深諳當代人閱讀習慣的變化，主動擁抱碎片化閱讀，顯然有異于傳統(tǒng)文學的捍衛(wèi)者。布克獎評委會就曾評價她的小說《航班》“不是一個傳統(tǒng)的敘述”，“我們喜歡這種敘事的聲音，它從機智與快樂的惡作劇漸漸轉(zhuǎn)向真正的情感波瀾”。

　　或讓中國讀者暫時遺憾的是，在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已完成的十三部小說中，僅有《白天的房子，夜晚的房子》和《太古和其他的時間》兩部早期作品于近兩年引入中國。

　　但即使是早期作品，也可看出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的不同凡響。她的作品如同拼圖，一個個填充于整體框架之內(nèi)，她喜歡這種想象故事的方式，正是基于當下這個時代。她曾說過：“如今，我們的思考方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簡單。我們和電腦的關(guān)系已經(jīng)改變了我們自身的感知——我們接受了大量迥異的、碎片化的信息，不得不在頭腦中將它們整合起來。對我來說，這種敘事方式似乎比史詩式的龐大線性敘事要自然得多。”

　　她對時代的擁抱，并不僅僅體現(xiàn)在形式上。她的《太古和其他的時間》，構(gòu)架了一個遠離都市的村莊，呈現(xiàn)人類所有的真實一面，盡管以神秘主義、生死輪回呈現(xiàn)，可龐大故事拼圖的每一塊，都來自真實的歷史。

　　相比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，彼得·漢德克的名氣大得多，早已在諾獎賠率榜上混跡多年，呼聲甚高。早在上世紀90年代，他就是孟京輝等實驗戲劇踐行者的偶像。

　　因為作品近幾年才進入中國，所以對于不少國人來說，彼得·漢德克的名氣更多來自于電影界，來自他與文德斯合作的影史經(jīng)典《柏林蒼穹下》。但以他在文壇半世紀的成就，誰也不會說這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再次“不務(wù)正業(yè)”。

　　1964年，彼得·漢德克出版了第一部小說《大黃蜂》，其后以沒有情節(jié)和對白，沒有場景與沖突，全程獨白的《罵觀眾》一舉成名。這部偉大作品與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交相輝映，但二者截然不同，后者指向虛無，前者卻呼喚人們尋找真正的自我。

　　從《罵觀眾》開始，漢德克就步入了看似叛逆的道路。之所以說看似叛逆，是因為他的叛逆實則是前衛(wèi)。這位主動終結(jié)大學生涯，初出茅廬就批判戰(zhàn)后德語文學界一無是處的作家，從來不是“為罵而罵”的評論者，而是永遠走在創(chuàng)新路上的踐行者。

　　半個世紀以來，漢德克幾乎從未嘗試其他作家熱衷的現(xiàn)實悲喜與歷史洪流，而是慣于呈現(xiàn)無序世界中的個體幻滅與破碎。多年后，人們才發(fā)現(xiàn)漢德克的超前，因為在工業(yè)化和商業(yè)化的雙重作用之下，碎片化無處不在，集體一再裂變，個體也隨之分裂。或者說，早在數(shù)十年前，漢德克便已用自己的方式擁抱當下。

　　以非典型的文學呈現(xiàn)我們所面對的時代，恰恰是奧爾加·托卡爾丘克與彼得·漢德克這兩位幾無交集的作家的共通之處，也是這次諾貝爾文學獎“雙黃蛋”的價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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